2022年全國兩會正在召開，多位代表和委員針對生育政策調整發聲。嬰幼兒照護費可抵扣個稅、三孩家庭房貸利息減免等生育成本具體建議也成為熱點討論話題。除了奶粉、教育等直接費用，有學者提出，更應該關註“生育懲罰”等對夫妻雙方尤其是女性的間接和不確定性成本。這背後，倡導全社會從性別視角出發，理解女性為何不願意生育、離婚率為何越來越高，以及將保護女性權益、提倡性別平等作為提高生育率政策的核心問題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中國出生人口斷懸式下降，社會各界就如何提高生育率展開討論。然而，現有的討論幾乎只探討直接成本，及與之相關的奶粉價格、教育費用、房地產支出等。我們則提出，更需要關註間接和不確定性成本。僅由於女性要放棄的職業機會，就相當於57萬元的生育懲罰，這個數字比《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計算的直接成本48.8萬元還要高，換句話說，直接和間接成本總和高達105.8萬元。養育一個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總和是219萬，上海230萬。加之女性其他的後顧之憂，包括喪偶式帶娃帶來的職場家庭雙重壓力、離婚率上升導致的單親風險、法律和權益保障不完善等綜合因素，本文分別從直接成本、間接成本、不確定性成本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以期對此問題的解決有所啟發。

    首先，育兒直接成本一直在上升。從懷孕到生產期間的各項支出和風險，到養育所需的基本吃穿用，到教育費用、住房費用等，各項支出的價格上漲都增加了生養的壓力。這部分之前討論相對充分，本文不多議。

    更重要的是，間接成本同樣高昂。例如時間和精力是看不見的費用，但確是重要考慮因素。例如，陪孩子本身不需要額外金錢支出，但如果沒有孩子，父母本可能去工作賺更多的錢，或者出門旅遊、看電影等。陪孩子的時間，表面看來沒有成本，但要放棄的其他消費、投資或賺錢等時間和精力等，是之前生育政策討論中忽視的重要間接成本。（經濟學中的機會成本概念。）

    換句話說，生育不僅要花錢，還會讓父母賺更少的錢，這部分隱形成本不可忽略。由於生育和養育更多由女性承擔，所以關註這些間接成本對女性的影響非常重要。

    大量研究證明，生孩子對職業發展有影響。生育對自身收入較高、年齡更大、配偶收入較高、在私有部門工作或國家延長產假政策後生育的女性負面沖擊更大。這個結果不難理解，因為對於這些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更大。

    專家通過丹麥的 “生育懲罰”結論發現，孩子出生前夫妻收入變化軌跡基本一致，但在孩子出生後，父親的收入沒有變化，只有女性的收入會下降。長期觀測到即使孩子20歲的時候，母親的工資依然比父親低21%。

    如果簡單借用20%的 “生育懲罰”來推算中國的數字。去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5128元，35128*20%*平均每年11%收入增長*生育懲罰年限（過去10年和20年，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長10%至12%，我們以11%計算。2021年平均生育年齡28歲，到平均女工人退休年齡50歲，中間有22年的職業生涯）=57萬的生育懲罰。城鎮居民的平均生育懲罰為77萬，農村居民的生育懲罰為31萬。以北京為例，一個孩子的女性 “生育懲罰”為122萬，上海為127萬。

    即使在性別平等和生育政策更友好普遍的北歐，“生育懲罰”也都是女性在承擔。所以我國的生育懲罰數字會比上面我們的推測數字更高。按照《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2版》，平均養育一個未成年孩子（0至17歲）的直接成本為48.8萬，而我們上文簡單推測的間接生育懲罰成本，就高達57萬。換句話說，直接和間接成本總和高達48.8+57=105.8萬元。全國平均養育一個城鎮孩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總和是140萬，農村孩子是61萬，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總和是219萬，上海是230萬。再加上父母要放棄的其他時間、精力、娛樂、休閑等機會成本，生育的間接成本比直接成本要更高，更嚴峻。所以降低女性生育的間接成本，是需要關註的重點。

    生育還有很強的不確定成本。首先，“喪偶式育兒”對女性生育積極性有極大的打擊。大量父親們在孩子教育中嚴重缺失，對孩子身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之外，也對母親們增加了生活壓力。在越來越多女性加入勞動力大軍的背景下，女性不僅要承擔職場上的壓力，還要承擔家裏照顧下一代的壓力。

    對此專家建議，降低直接成本。部分政策的出臺，從直接生育補貼，到部分地區的購房補貼、教育雙減等等。政府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相關政策，例如匈牙利政府包括從生第二個孩子開始，政府對家庭從房貸到購車等各項貸款都有補貼；到生育四個孩子及以上的母親終生免交個人所得稅；對三歲以下孩子的姥姥、姥爺、爺爺、奶奶提供類似於產假的福利。

    教育成本方面，北京大學趙耀輝和王格瑋提出加強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一方面要增大教育投資，提升教師的工資，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教師隊伍，從而普遍提升教育質量。另一方面需要放寬對私立教育的限制，騰出公立教育資源可以更密集的投入到更普遍的學生中。在大學教育資源配置方面，要著力於改善校際和地區間經費的差距，縮小大學之間的質量差別。

    房價成本方面，哥倫比亞大學的魏尚進和北京大學的張曉波研究發現，中國失衡的出生性別比導致婚姻市場上男性競爭壓力加大，養育兒子的家庭要增加儲蓄並買房，從而大幅推高房價。研究發現，中國50%儲蓄率的上漲是由性別失衡導致的。通常情況出生性別比應該在1.02至1.07之間，而我國過去二十年平均數字高達1.15。所以嚴格控製嬰兒性別的識別，也會相應降低整體房價和育兒成本的上漲壓力。

降低間接成本。如何讓女性在享受有孩子甜蜜的同時，不用放棄職場上的追求。首先，對於事業型女性，特別是高學歷高收入的女性，相應提高財政補貼。其次，優質廉價托育服務應是極為重要的配套政策。

    幼兒托育服務被各國和研究都證明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在女性能頂半邊天的中國，在女性重視事業發展的新時代，生育政策需要更多關註幫助女性回歸就業，降低生育的機會成本。我國在0至3歲幼兒的托育服務方面十分欠缺，2歲以下的托育服務更是少之又少。近年來，政府提出大力推動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但進展慢，存在不少制度障礙，準入標準過高。我們建議要鼓勵和支持民辦小型或者家庭托育機構，降低準入標準，同時加強質量監督，以促進托育行業快速健康成長。

    企業方面可以提供相對靈活的工作時間。例如IBM的員工福利，包括為剛生育的女性職工提供母乳遞送服務至至回歸職場的女性員工可以選擇在擠奶後，由專門人員將母乳帶到孩子身邊，從而可以繼續工作下去。這個政策不僅是對所有女性員工的福利，對公司來講也可以保留有能力的女性職工繼續工作，包括更高職位的女性管理員工，讓她們在職業更高層的晉升過程中有更順利的銜接。

第三，鼓勵男性更多幹家務活，是宣揚新時代新家庭的新思路。杜絕“喪偶式”帶娃，讓兩性在家庭裏有更平等的分工。家庭和社會的情感支持、以及對分擔家務活和帶孩子的觀念轉變，是政府需要花大力氣宣傳和引導的方向。

    政策方面，政策可以推出例如一個月的父親產假。在父親產假方面瑞典一直是全球領先，每個孩子的父母有18個月的產假，其中最少三個月是只能屬於父親的。如果中國爸爸們也有相當時間的產假，積極加入、學習並理解撫養工作，會對理解女性、增強家庭和睦、減輕女性後顧之憂有極大的幫助。需要註意的是，父親產假的推行有個前提，就是父親會積極主動參與到育兒的過程中，而不是變成在家工作、或者補覺、鍛煉、讀書甚至玩遊戲。父親育兒的觀念，需要進一步改變。

    現有的輿論環境對男性有 “既定”的角色定位。似乎多賺錢、不出軌，就是好丈夫、好爸爸。其實很多時候父親們的缺位並不是故意的，而是他們成長的環境裏父親也不做家務活，所以他們沒概念要幫忙，也不知道怎麽做飯掃地。無感、無力和無奈。如果再沒被積極融入帶孩子過程中，新手爸爸們會有更強的挫敗感，然後很容易直接放棄。另外，很多男性即使希望做全職丈夫和奶爸，他們也很怕受到 “不夠男人”的性別意識歧視，會三思多慮社會的輿論和朋友親戚們的眼光。

    降低不確定性成本。離婚政策可以更好保障婦女兒童的權益，從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願。例如魏文超撰寫的《中英女性：離婚大不同》一文提到，英國法律更傾向保障婦女和子女的權益，在離婚財產分配時女性通常會獲得更多利益。女性在撫養子女、照顧家庭上的貢獻也成為她們獲得更多財產分配的砝碼。社會福利分配制度也更多考慮到女性的權益，單身媽媽們會受到額外的政府特別照顧。她們不但可以申請失業救濟、嬰兒補貼和住房補貼，還能依據撫養孩子的性別、數量等獲得政府分配的住房。

    另據消息，北京律師協會婚姻家庭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張荊，在裁判文書網抓取了700多份涉及撫養權、探望權的判決、裁定，其中約有13%存在搶奪、藏匿孩子的情況，實施方多為父親一方。由此，更完善補充《未成年人保護法》，不僅定義違法行為，更要規定違法後果，以及法院的嚴格強制執行等，都會對下一代以及女性的權益有更好的保護。

    專家表示，生育及養育不僅是女性的事，也是家庭和社會共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保護女性的權益，提倡性別平等，應該是提高生育率政策中核心關註的問題。提高生育率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平衡決策。一方面我們希望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促進經濟發展，有更高的GDP和國民收入。另一方面，職業女性會有更少時間投入家庭和生育，也會對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會有影響。所以生育和養育的決定，表面上是女性的選擇，深層次上是家庭和社會共同的重要選擇，需要國家政策和社會文化的共同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