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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汾酒史話百賢人物丨孫嘉淦:爲了保護汾酒,不惜與皇帝對著幹的直隸總督

发布日期:2023-12-23 15:46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燦若星河,無論盛世還是亂世,青史留名之人,不勝枚舉。借用詩仙李白的一句話:“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中華酒文化,是中華文明史獨具特色的一個分支;汾酒,則是中華酒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品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筆者將爲尊敬的讀者朋友獻上一篇系列文章《汾酒賢話》。


(本文由《汾酒百賢》作者任志宏先生授權轉載刊登,不代表本報觀點。)

 

 

孫嘉淦:爲了保護汾酒,不惜與皇帝對著幹的直隸總督

 


近年來,山西的于成龍火了,成爲中國歷史上大清官的楷模。其實,大家看到的于成龍傳奇中,有好幾個段子是從山西另一位大清官孫嘉淦那裏“借”來的。儘管孫家淦現在的名氣不夠大,但在他的山西興縣老家,還流傳著孫閣老的許多故事。其中最能代表孫嘉淦清廉的段子是這樣的:“孫嘉淦告老還鄉,從京城回興縣之前,心想自己一輩子從不貪污,沒有攢下幾個錢,如今榮歸故里,還是一副窮酸模樣,遭鄉紳土財恥笑的同時,也給朝廷丟臉。思謀良久,他讓僕人連夜買來十幾口厚重木箱,幷親自動手裝滿了磚頭。第二天,輜重浩蕩啓程回家。沒料到,皇帝得到舉報說,孫嘉淦平常裝清廉,實際也是個大貪官,原因在于,他回鄉的時候金銀財寶帶了好幾騾車。于是,孫嘉淦行至半路遭到檢查。此事一經彙報,皇上很是感動,命令沿途官府以真金實銀換下了孫嘉淦箱子裏的磚頭,算是重重賞了他一筆。”


這個段子是不是真實暫且不論。不過,史書上記載的孫嘉淦確實是一個大清官,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數得上的硬骨頭。


孫嘉淦(1683-1753年),字錫公,又字懿齋,號靜軒,山西興縣人,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突出的有膽識的宰相級官員。前人評價說,“嘉淦初爲直臣,其後出將入相,功業赫奕,而學問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實以嘉淦爲第一人”。 


康熙五十二年,孫嘉淦中進士,時年30歲。一直到雍正即位,孫嘉淦只是個六品的翰林院檢討。


康熙在的時候,孫嘉淦默默無聞;雍正一即位,孫嘉淦就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給新皇帝上書,提出了著名的“三條建議”。第一,要善待親兄弟。第二,停止各種捐納等額外的稅收。第三,從西北撤兵,不要再打仗了。


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雍正皇帝對他的親兄弟八阿哥、九阿哥是恨之入骨。即便在當時,也是路人皆知。新皇帝一定會狠狠收拾他的這兩個弟弟。一個小小的六品閑職,竟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讓雍正對仇人下手,還要求對他們友愛。


于是滿朝轟動,皇帝震怒。雍正很生氣,說這樣的狂徒怎麽能在翰林院工作?雍正的老師朱軾在一旁說:“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雍正自己也對孫嘉淦說真話不要腦袋的膽識表示佩服,轉怒爲笑說:“朕也服其膽。”不僅沒有殺他,反而把他從六品直接升到了四品,提拔爲國子監司業,相當于北京大學的副校長。 


雍正年間,孫嘉淦基本一直受到重用。1736年,25歲的乾隆帝弘曆即位。53歲的左都禦史孫嘉淦又幹了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給乾隆上了一道被譽爲“清朝奏議第一”的奏摺——《三習一弊疏》。


孫家淦在奏摺中說,君主有“三習”,不可不慎戒之。何謂“三習”?


一是君主“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時日一久,耳朵便只能聽得進歌頌之聲,不歌頌者就被視爲忤逆,始則拒聽諫言,繼而對不善歌頌的木訥者生厭,到後來,對那些頌揚之詞不工巧的人也要黜退,這叫“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


二是君主整天看到都是趨附諂媚,惟命是從之人,時日一久,雙眼便只能看得下諂媚之態,不諂媚者就被視爲對我懷抵觸之心,始而斥退那些態度倨傲不拘禮節之人,繼而疏遠那些敢于規諫的正直之臣,到後來,對那些拍馬逢迎不巧妙者也被視爲對我的冒犯,這叫“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


三是君主對天下大事見得多了,就覺得一切都不足爲奇;處理國家政務時間長了,就覺得世上沒啥難事,如此一來,不但會以爲自己英明偉大,別人都是庸碌之輩,而且會自以爲是雄才大略而處事草率,亂作策,結果從別人口中問不出自己有何短處,自己也看不到爲政有何失誤,于是隨心所欲而自以爲不逾禮法,號令一下便要人必須執行,這叫“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三習養成,必生一弊——“喜小人而惡君子。”


君主溺于三習而不覺,就會對小人的話怎麽聽都十分悅耳,對小人的形態怎麽看都十分悅目,對小人的才能怎麽考核都十分稱心,“于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


孫嘉淦一道犀利的奏摺,讓躊躇滿志、計劃勵精圖治的乾隆皇帝龍顔大悅,隨即把孫家淦提拔爲刑部尚書,幷總理國子監事。


從乾隆二年開始,面對糧食供應的問題,乾隆帝先後下了八道聖旨,要求全國禁酒。聖旨中說了禁酒的五條理由:“一是燒鍋耗費糧食最甚,二是百姓縱酒貪杯有傷風化,三是燒鍋之禁幷非一時權宜之計,而是解民憂固邦本的長久之策,四是北方諸省燒鍋尤盛,當嚴禁之,五是嚴行禁酒不容置疑,堅定不移。”這場禁酒運動一直持續了74年(1737-1811),規模大、範圍廣,是中國酒史上的一件大事。


乾隆下了聖旨,剛剛被乾隆提拔爲刑部尚書的孫家淦,就馬上唱反調。他指出,一,“如果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禁酒,事實上是禁不絕的。”二,“酒禁止宜于歉歲,而不宜于豐年”。三,立法不可不慎。他認爲如果禁酒過嚴,會使有錢人不敢買酒,窮人的糧食也無法賣出去,效果會適得其反。


不停地跟皇帝唱反調,皇帝不停地給孫嘉淦升官。很快,孫嘉淦又被提拔爲直隸總督。乾隆皇帝提拔他當直隸總督,唯一不放心的是孫嘉淦對禁酒之事“禁約太寬。”


而孫嘉淦作爲堅定的反禁酒禁曲論者,確實有點不管不顧。他一當上直隸總督,就有人說他會“伊瞻顧鄉里,則燒鍋之禁必開。”乾隆帝還專門讓軍機大臣傳諭,讓孫家淦注意。孫嘉淦則回復道:“今北地不種高粱,則無以爲薪、席、屋之用,種之而取其杆,則其顆粒宜有所售。燒鍋既禁,富民不買高粱,貧民獲高粱,雖價賤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爲必須之物。”


如此堅定地維護山西人和山西汾酒,直隸總督孫嘉淦不僅不禁酒,簡直就是放縱山西人到處釀酒。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外間有議論道:“孫嘉淦聲名不如從前,且不無袒護鄉曲之意。”乾隆六年七月,孫家淦也曾在奏摺中爲自己辯護道:“蓋以天下行商坐賈,大抵皆臣鄉曲(老鄉),不獨直隸一省。”


因此,歷史學家金民教授認爲,“孫嘉淦的言行既說明他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從事酒麯經營的山西商人的利益,也說明了北京乃至整個直隸地區興盛的酒業,就是山西商人經營的。”孫嘉淦自己也在《禁酒情形疏》這篇奏摺中提到:“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燒鍋數起,皆系山西之人。”


據記載,當時山西商人在直隸全省開設燒鍋約千餘家,全部是複製山西杏花村的清香汾酒生産工藝。其中口北道和宣化府有燒鍋數百家;承德府開設燒鍋200餘家,每家工人少者十餘名,多者三四十名,統計不下六七千名。
 

 

孫嘉淦《三習一弊疏》奏章拓片節選

 

 

直隸總督府內所懸挂孫嘉淦的居官八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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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作者:T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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