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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汾酒史話百賢人物丨楊德齡:中國現代白酒之父

发布日期:2023-12-28 16:13

 

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燦若星河,無論盛世還是亂世,青史留名之人,不勝枚舉。借用詩仙李白的一句話:“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中華酒文化,是中華文明史獨具特色的一個分支;汾酒,則是中華酒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品牌。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筆者將爲尊敬的讀者朋友獻上一篇系列文章《汾酒賢話》。


(本文由《汾酒百賢》作者任志宏先生授權轉載刊登,不代表本報觀點。)

 

 

楊德齡:中國現代白酒之父

 


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事業,機遇很重要。但是機遇轉瞬即逝,一不留神就過去了。山西汾酒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成爲中國白酒業唯一的獲獎品牌,就是一個很好的機遇。這個機遇,汾酒人沒有錯過。


閻錫山在給汾陽知事提出“汾酒改革五大措施”之後,幷沒有放任不管,而是繼續跟進。當他瞭解到獲獎産品是由汾陽杏花村“義泉湧”所産、大掌櫃是楊德齡時,便指示副官張汝萍(字劍南,汾陽人)與楊德齡商議公私合營,共同做大汾酒事業。但楊德齡代表“義泉泳”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合作條件,無法形成共識,公私合營之議擱淺。


從內心裏反對與官方合作生意,是晉商的傳統。山西票號就是因爲拒絕與清政府合作開辦戶部銀行(現在中國銀行的前身),喪失了最後的機遇,走向衰落。而“義泉湧”正是晉商投資創辦的,是晉商一脈。


“義泉泳”的前身“寶泉益”,創辦于1875年。東家是汾陽大商人王協卿三兄弟。1915年,王家兩兄弟撤出股份,寶泉益酒坊轉由其三弟王協卿接管,改名爲義泉泳。王協卿對酒坊進行大力整頓,投資改善生産條件,聘請寶泉益原總管掌櫃孝義人楊德齡(字子九,號四正堂,孝義下栅人,1859年生,1945年卒)爲經理,對經營不善、負債累累的杏花村其他酒作坊“德厚成”和“崇盛永”采取友好協商的辦法,以“義泉泳”爲主進行了合幷,形成了“人吃一口鍋,酒釀一眼井,鋪挂一塊牌”的嶄新局面,即杏花村人稱爲“一道街、一片鋪、一東家”的“三一”格局。


自此,杏花村釀酒業得到了統一。實力壯大,技術力量加強,汾酒的質量明顯提高,幷獲得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最高大獎,爲後來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在這個時候,貴州茅臺鎮的酒業、四川瀘州酒業、宜賓雜糧酒業、陝西西鳳酒業等等,都還處于小作坊各自爲政的局面,規模很小,實力很差,沒有明確的品牌名稱。幾百年間陪著晉商跑江湖的汾酒,在晉商先進經營管理理念的指導下,又一次成爲中國酒業的領頭羊。


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東夥合作制”,是晉商優于中國其他商幫一個顯著特徵。“寶泉益”、“義泉泳”,都實行了“東夥合作制”。即:字號的出資人、所有者是東家,而實際負責人則是東家聘請的職業經理人——大掌櫃。東家對大掌櫃的聘任、薪酬,字號的年終決算等重大事務進行過問,幷對字號承擔無限責任。而字號內的人、財、物、銷、供、産、責、權、利,則都是大掌櫃說了算。而且晉商有個優良傳統,就是東家絕對不能把“三爺”(少爺、姑爺、舅爺)派到字號裏工作。


儘管晉商的制度很優越,但是仍然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責、權、利的不對等。東家負無限責任,但無權過問經營管理;掌櫃是東家“全權授權經營”,享受盈利後的“分紅“,但幷不承擔虧損的責任。也就是說,出資人字號的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東家是否選對人。這個制度上的缺陷,也是晉商後期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慶幸的是,制度的缺陷,沒有讓杏花村汾酒業與其他晉商一樣走向衰敗,巴拿馬博覽會的獲獎,讓汾酒業有了一個制度改革的機遇。應該說,最終提供這個機遇的人,是太原晉裕汾酒公司的發起人張汝萍先生。他在公私合營的計劃失敗之後,幷沒有放棄,緊接著提出了私人合股經營的建議。他聯絡了一些在太原的汾陽籍官員,與楊德齡共同商議,擬在太原成立一個汾酒經銷的有限公司。


當時的楊德齡已經60周歲。他從14歲進酒坊學徒,18歲帶班作業,21歲擔任三掌櫃,26歲出任大掌櫃,已經在汾酒生産的小圈圈裏摸爬滾打了46年。按現在的要求,應該退休頤養天年了。如果楊德齡思想保守,不思進取,那麽這個汾酒制度改革的機遇就會失之交臂。但60歲的楊德齡卻是廉頗式的人物,他選擇了與時俱進,大膽改革。


1919年1月,晉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橋頭街成立。公司總股本5000元,張汝萍等5人,各認股金500元,計2500元,義泉湧以有形與無形資産入股,認2500元。經營方式爲由義泉泳供酒,晉裕汾酒公司經銷。杏花村的東家和晉裕公司的董事會,都聘任楊德齡爲總經理。


楊德齡總經理在以往經營義泉泳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推行了新的會計制度,幷形成了晉裕汾酒有限公司經營管理的“四項基本制度”。即股東代表大會制度,董事會、監事會、經營層三權鼎立制度,薪酬三三制,用人避親制。


晉裕汾酒公司每年召開一次股東代表大會,董事會三年一選,監事會一年一選。日常事務,各司其職。遇有重大事件,召開聯席會議商決。歷屆董事、監事,除張汝萍等發起人外,以後陸續增選的有冀貢泉(汾陽人,曾任山西大學法學院院長、山西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傅瑤(汾陽人,曾任山西省銀行副理)等許多山西省要員。


“薪酬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紅利、紅包在部分組成,月薪按優良、普通、劣等三個等級確定。“紅包”又名“賞錢”,一年只有一次,獎優罰劣;“紅利”以入股額、利潤之多寡決定,年底一次分紅;月薪分三個等級,劣等留用一年,表現好可晉升普通級,好仍無長進,年終即行辭退。在當時中國普遍使用的分配制度是年勞金制,而這種有特色的月薪制不僅有一定的先進性,幷形成了激勵和約束機制。真正實現了“幹部能上能下、收入能高能低、員工能進能出”。這樣的管理制度,即便是現在的大型白酒國有企業,也很難做到。


“用人避親制”。這是晉商的優良傳統,也是楊德齡作爲職業經理人的職業素養。從21歲擔任酒坊三掌櫃算起,到78歲從晉裕汾酒公司總經理任上辭職退休,楊德齡執掌汾酒事業長達57年之久。到60歲時,楊德齡已是兒孫滿堂,卻無一個親人跟隨其左右。由楊德齡可以看出,晉商縱橫中國商界500餘年,是有原因的。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頒布了我國商標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商標法》。1924年,65歲的楊德齡總經理寶刀不老,率先注冊了中國白酒業的第一枚商標——高粱穗汾酒商標。該商標上印有汾酒榮獲巴拿馬賽會一等金質獎章圖案、山西展覽會最優等獎章圖案,商標圖案由一株高粱穗和23顆飽滿的高粱組成。幷注明“總釀造場山西汾陽縣杏花村義泉泳記”、“總發行所山西太原省橋頭街晉裕公司啓”等字樣,商標四角印有“環球馳名”四字。同時還有一段文字說明:“此杏花村汾酒前在美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經世界化學、醫學名家確實化驗,共稱品質純粹,香味鬱馥,酒精雖多,確于衛生有益。本公司爲保持名譽、便利顧客起見,特設總發行所于山西省城,凡大雅客商須認明本公司高粱穗商標,惠顧是荷”。在該商標最下面還印有晉裕汾酒公司的“消費者熱綫”:“電話二百七十一號”。


義泉泳的産品主要分爲兩類,一類是汾酒,以老白汾酒爲代表;一類爲老白汾酒爲基酒的果露、配製酒,以白玉露、玫瑰露、狀元紅和竹葉露爲代表。


自1904年起,杏花村酒業就在楊德齡經理的帶領下開始研製配製藥酒、果露酒。他們以老白汾酒爲基酒,先後試製成功“葡萄”、“茵陳”、“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狀元紅”、“三甲屠蘇”等10餘種低度配製汾酒露,幷繼續生産杏花村傳統黃酒“汾黃”,加上清初大學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葉青酒生産工藝,形成了中國白酒業第一個以白酒爲主、配製酒、黃酒爲輔的完整的品牌體系。其中“竹葉青、白玉、玫瑰、狀元紅”與“老白汾酒”幷駕齊驅,成爲杏花村五大名酒。


1933年,時任天津塘沽“黃海化學工業研究所發酵與菌學研究室”助理研究員的方心芳先生來到了杏花村,開始了中國白酒業第一次系統的實用性科學研究。


而當時的楊德齡先生從事汾酒釀造已經60年,是當時全中國最頂級的釀酒大師,也是真正的“汾酒通”。一個微生物專家和一個釀酒專家在一起共同研究了半個多月,分析化驗,思索論證,掌握了汾酒釀造的幾百個研究數據,對汾酒的釀造工藝進行了全面總結,這就是著名的汾酒釀造七大秘訣:“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時、糧必得其實、器必得其潔、缸必得其濕、火必得其緩”。而且時隔不久,方心芳寫出了我國制曲釀酒的第一批科學論文《汾酒釀造情形報告》等,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振興國酒,品優價廉,信譽至上,優質爲本,決不以劣貨欺世盜名”,是楊德齡爲晉裕汾酒公司確立的企業核心理念。


在這一企業理念的指導下,汾酒生産的質量管理極其嚴格,楊德齡經理的工作風格就是天天曲房進,酵屋出,點撥于燒鍋前,指教于釀造間,一旦發現違反工藝操作的做法或者影響産品質量的事情,決不留情。精益求精的質量管理,使汾酒品牌的聲譽日隆,幾乎囊括了民國年間全國性展覽賽會的全部金獎。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之後,國內的各種同類賽會也漸漸多了起來。汾酒幾乎是只要參加就拿大獎。如1918年獲中華國貨展覽會金質獎,1922年參加南洋勸業會賽獲一等獎,1934年獲山東國貨陳列館特等金獎,1935年、1936年蟬聯鐵道部全國鐵路沿綫出産貨物品展覽會超等金獎。抗戰開始前共獲國際金獎兩次,在國內六次奪魁,共獲金牌八枚。山西督軍閻錫山親自先後題寫了“中外馳名”“名聞海外”、“名振四海”、“味重西涼”四塊金字招牌。


隨著汾酒的品牌價值越來越高,銷售市場也就越來越供不應求。爲了滿足市場需求,晉裕汾酒公司改過去的黑釉陶瓷瓶包裝爲玻璃瓶包裝,幷除在太原市橋頭街日常批發、零售外,在汾陽縣城開設了“通信誠”字號,作爲晉裕汾酒公司的産品分銷處和轉運站。然後在全省各縣市及省城各大飯店、商號設點代銷,同時在北平的前門大街、大栅欄、琉璃廠、天津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莊、濟南等地設立了分公司或代銷店。


當時汾酒市場網絡的盛況通過上海的一份工商資料可見一斑。


據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團志》記載:“ 1935年,上海有關酒業的同業公會共有6家,其中酒類專業協會3家,參加汾酒公會的業主數量高達226家,是當時上海最大的酒類專業協會。”


另外,在北京也成立有汾酒業公會。


同業公會的活動在50年代還比較活躍,大抵在50年代公私合營以後才逐漸平緩。


以山西大本營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莊、濟南全國六大城市爲中心,汾酒及其系列産品很快輻射到全國各地,成爲當時中國遙遙領先的第一大名酒。


民國8年(1919)年晉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楊德齡兼人經理,義泉泳所産汾酒由晉裕汾酒有限公司包銷。8年後因內部不和,合作停止。此後義泉泳營業日漸蕭條,最終于民國21年(1932)以9600銀元的價格全部轉賣給晉裕汾酒有限公司。


對義泉泳的兼幷,標志著汾酒事業告別了當時中國酒業普遍的舊的管理模式,徹底進入公司化的經營時代。


晉裕公司的資本,當時已達5萬元,13年時間,資本增長了9倍,在當時全國白酒業中居于首位。晉裕公司吞幷義泉泳之後,更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據資料記載:“晉裕公司”1930年的純收益爲3683元8角,吞幷義泉泳以後,利潤大大增加,1935年純收益上升爲8377元2角,到1936年,又增加到12544元7角,每股紅利7.5元,紅利率高達15%。日産酒達到2000市斤。幷新建擴建了太原罐頭廠、新華泰料器廠、平遙麵粉廠、杏花村晉裕釀造廠和義泉泳造酒廠,成爲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白酒企業。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寇鐵蹄踏入山西省境,楊德齡以強烈的愛國之心,不事倭寇,辭去總經理之職。爲汾酒事業工作64年、掌舵57年的楊德齡老先生,以78歲高齡,離開他幾乎奉獻了終生的汾酒事業,返歸孝義故里。途中專程下榻杏花村幷特別指示:“東洋貨百姓尚且抵制,國之名酒豈能爲外敵所用,只可南銷,不許北運。”表現出晉商以義制利的經商之道和誓不事敵的民族氣節。


對于中國白酒業,楊德齡恐怕是空前絕後的。民國年間的中國白酒業,如果楊德齡缺席,又是多麽的黯然失色。楊德齡先生不僅是屬汾酒的,也屬中國白酒業,屬晉商。他是500年晉商精神的杰出代表。儘管從事的行業不同,但以在本行業所做的貢獻相比,他與日升昌票號的職業經理人雷履泰、毛鴻翽等人比肩站立,輝耀在雄視天下的晉商的廣闊天空。


以上的九個第一,與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唯一獲獎的中國白酒業品牌,組成了“中國白酒業的十個第一”。這“十個第一”,也不僅是山西汾酒的輝煌,更是中國白酒業的榮光。


 


民國十九年晉裕汾酒公司開第十一次股東大會紀念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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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作者:Th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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